尽管19世纪初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东来并未使中国出现文化选择的问题，但在鸦片战争之后,情形却大不一样了。纵观中国近现代史，其变革之剧烈实为五千年中华文明所绝无仅有，而文化选择所经历的时间之长、面临的难度之大、形成的探索者规模之壮观，更属罕见。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70年中，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跌宕起伏，中国的文化选择始终没有停息，始终饱含着舍弃与保留、拒绝与接纳、批判与重构的矛盾情结。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思想大解放，使中国文化选择的纷争进入前所未有的历史激流。东西方文化的碰撞、论争、融合、流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热望、冲击、反思、失落和重新振作，使思想文化的选择在大浪淘沙中炼狱轮回、不断前行。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系列思想文化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失败的文化选择，直至上世纪80年代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风起云涌，到今天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在历史的选择中，两种文化传统日益凸显：一是几千年来深藏于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二是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文化新传统。这两种传统的融合，推动着当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形成，推动着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相互借鉴和交流，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多样化，使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

一、“文化选择”“文化强国”

与深圳的文化使命

在当今的“文化战略时代”，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和城市越来越重视文化发展，纷纷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甚至把文化发展战略作为社会整体发展战略的核心。那么，文化战略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应该说，文化战略要解决的是文化发展的根本问题，是文化选择、文化道路、文化归宿问题。这个问题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始终是学界的重要关切点。因为，文化选择如同政治选择、经济选择一样，会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文化选择可能比政治选择、经济选择更长久、更深刻、更艰难。政治变革、经济变革的成功，对文化变革会有重大促进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选择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文化选择来自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曾指出：“一个民族的性格，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形成时期的主要人物——如摩西、穆罕默德、孔子这样的人的性格。”（《中国人的性格》，王正平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出版）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的文化，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其形成时期的主流文化，也就是说，儒释道无疑应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尽管罗素对中国文化有许多褒奖，但也指出了许多不足，并认为中国人在文化选择上应当采用一种综合的方法，“即保持中华民族自己的优点，并采用我们西方的优点”（同上）。

但在文化实践中，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选择的最大纠葛。中国近代危机的加深使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动摇、厌恶和愤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主流实际上就是反传统、反旧思想。这个过程是逐步递进的。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深刻指出：“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有的学者进一步对梁启超的观点加以发挥，认为文化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的表现，大致可以分为3个时期：（1）从鸦片战争，中经1861年的洋务运动，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是“经世致用”观念复活，富国强兵呼声高昂，从器物上承认不如西洋文明，而觉得有必要舍己从人的时期（或者说，这个时期是以器物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演变时期）；（2）从甲午战争失败，中经戊戌变法运动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是怀疑一切成法，发挥创造精神，从制度上承认不如西洋文明而勇于革除勇于建立的时期（或者说，这个时期是以制度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演变时期）；（3）从辛亥革命，中经粉碎帝制复辟，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旧思想最后较量，东西文明全面比较，而从文化根本上认真反思的时期（或者说，这个时期是以思想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演变时期）（参见《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应该说，把中国近代文化的演变过程概括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文化选择的纵深次第。

然而，即使是梁启超这样的思想敏锐者，也经历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反复。1904年，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严厉抨击中国传统文化；而在1920年，他又在《欧游心影录》中高度赞美中国传统文化。文化选择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中国文化选择的各种主张，诸如“中体西用”“以夏变夷”“全盘西化”“变器卫道”“西体中用”“民主共和”“回归传统”“复兴儒学”“彻底重建”“中魂西体”“综合创新”等，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价值问题，即价值结构和价值再造问题，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或者是从中创造出新的价值？这些价值要素的主次地位如何等；二是方式问题，即实现方式问题，是“破”还是“立”？是批判还是继承？是批判中的重构还是继承中的创新？是渐进的还是激进的？是“一刀切”还是“有机结合”等。东西方文化是两条价值坐标轴，而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消长、融合、再造则是中国文化选择在价值坐标上的线路图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国文化选择的探索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党的文化建设经验，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新的宏伟战略目标。可以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对中国近代以来“文化选择”问题的根本回答，是实现中华文化现代化的伟大征途。这条道路的目标指向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文化发展的“道路”“目标”已经明确，但这并不摒弃“文化选择”在学术上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文化选择”会伴随道路开辟的全过程，道路开辟的过程就是“文化选择”问题不断解决的过程。深圳作为我国最早的经济特区，始终肩负着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使命。正是从这样的战略定位出发，深圳的文化探索就具有战略意义，肩负着文化探路先锋的历史重任。从纵向上说，深圳的文化探索承接着中华民族文化选择的探索，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前沿，不断开拓文化强国战略的城市实践途径；从横向上说，深圳是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舞台，深圳的文化探索直接而鲜明地反映着“文化选择”的核心问题，引领着我国文化道路在未来探索中的新动向。

二、城市文化发展道路的“深圳表达”

深圳的实践探索是“国家立场”的“深圳表达”。深圳的文化流动和主导趋势，既是历史前进的继续，也是国际交流的集合，集中体现为城市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探索。

1999年，深圳在研究建设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示范市时，首次提出“文化立市”战略。实施“文化立市”战略是深圳市委、市政府面对新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对未来深圳发展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深圳又进一步提出了“文化深圳”“文化强市”的战略目标。“文化立市”以及建设“文化深圳”“文化强市”，说到底都是文化战略。这样的文化战略对深圳来讲，尤其重要。因为，经过30年发展，深圳的城市品质正走向成熟，并将逐渐定型。如何使这座城市的优秀品质不断传承和发扬，关系着城市的未来归宿。为此，大力倡导创新型、智慧型、力量型城市主流文化，对城市的正确走向具有长远的引导作用。

（一）关于创新型文化

深圳倡导的创新型文化，与张岱年先生主张的“综合创新”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张岱年先生是探索中国文化重建和复兴之路的哲学家之一。他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范式，超越了文化选择上的单向度走向和单极立场，坚持文化体系的可拆分性和文化要素的可选择性，提倡文化“优选法”，把“综合”与“创新”的统一视为文化的生命动力。这样的文化观与深圳的创新型文化主张十分契合。深圳的创新型文化，既不是传统文化的重复循环、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也不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在扬弃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利弊选择和大胆开拓中，再造城市文化的新内涵、新表达。创新型文化的实质是价值创新，是价值取向、价值内涵、价值坐标、价值表达的改造和更换。

深圳的先锋定位决定了深圳常行于无路、呼于未言，不创新就无路可走，不创新就无以召唤，就无法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的价值和生命就是改革创新，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铸造了经济特区的品格秉性、价值内涵和运动程式，产生了深圳的创新型文化。在精神文化层面，深圳在不断地率先实现精神跨越、观念更新、价值创新；在制度文化层面，深圳在不断地率先实现各类体制的改革创新；在器物文化层面，深圳率先提出自主创新的城市战略，技术创新型企业层出不穷，人们生活的时尚创意精彩纷呈。

30多年来，深圳文化的价值创新是很值得研究探讨的。“深圳十大观念”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实现市民文化权利”“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十大观念集中体现了深圳的价值创新。一是体现了国家立场与民间表达的综合创新，“深圳十大观念”的评选活动，由市委宣传部谋划、网民发起、媒体跟进，充分尊重和体现了市民意愿。二是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综合创新，是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与现代社会的公德、自立、平等、实效、开拓、开放、包容、高雅等特性的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与西方文明成果的有机结合；三是体现了高尚精神与大众人格的综合创新，“深圳十大观念”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它并没有被奇迹化、圣人化，并非高不可攀，相反，却是来源于平实的市民生活，字字句句显示出大众化、生活化、日常化、普通化、简单化，于平易中见高贵。应该说，这样的价值综合创新所解决的正是近代以来“文化选择”探索中难度最大的核心问题。因此，可以说，“深圳十大观念”实际上是解决近代以来“文化选择”问题的一把钥匙、一个经典范例，是现代城市人在十个维度上的价值表达，是深圳一切实践活动沉淀和凝结的概念和信条，是深圳城市底蕴的精神构造，是深圳这座城市的真生命。

（二）关于智慧型文化

任何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必然是充满智慧的文化。一种文化，如果能与万物之道相合，则必然以普适性的智慧为主导。智慧与对规律的认识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历史上高举的“科学”旗帜一脉相承。但也不完全相同，因为在“五四”时期，“科学”主要是指新思想、新文化，实际上是指“西学”，而“智慧”则内涵更丰富，既包括西方科学，也包括传统文化（儒释道法墨）中的一切符合社会历史规律的优秀成分，当然，“智慧”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应包括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集中体现为人的理性。智慧型文化是弘扬大道的文化，是崇尚知识和技术的文化，是重视人才、培育人才的文化。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承担着神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如果没有“智慧”作主导，就不可能在国内外纷繁复杂的形势中正确地把握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就不可能适应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和发展趋势，就不可能建设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验区、示范区。从客观条件讲，深圳具备建设智慧型城市文化的基础和条件。深圳是国内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是文化创意发展的先锋城市，是我国首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设计之都”城市和“杰出的发展中的知识城市”，对知识、技术、智慧的崇尚是城市发展的主旋律。

在“文化立市”战略的城市文化总体发展目标之下，我们提出了“两城一都一基地”（图书馆之城、钢琴之城、设计之都、动漫基地）的建设目标。以“图书馆之城”为例，我们实施的“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系统”项目，直接把图书馆建在各个社区里，实行与总馆24小时联网和通借通还，使广大市民借阅图书方面更加便利化。可以说，该项目的成功实施，为城市智慧的涌流疏通了渠道。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通过市民文化大讲堂、读书月和社科普及周等活动，使我们整个城市形成了求学问道的良好氛围，市民间形成了谈论知识、谈论科学、谈论学术、追求理想人生的良好风气。

（三）关于力量型文化

一个城市发展的终极意义是文化，那么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是不是我们笼统讲的文化繁荣就是好的？在一般人看来，文化繁荣当然很好，但也应理性地看待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样的文化繁荣？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经常会看到城

娱乐文化高度繁荣的例子。这既可能是当时城市文明高度发展的反映与体现，但也可能是国家或王朝即将衰亡的征兆。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比如我国南宋时期的临安，作为偏安东南一隅、人口超过百万的都城，上承北宋汴梁的习气与余韵，其娱乐休闲文化不仅得以继续发展，而且达到了高度发达、繁荣的地步：瓦舍、勾栏，熙熙攘攘，娱乐、休闲通宵达旦，其市民文化生活在当时世界可能是最丰富的。然而，这种娱乐文化的发达却是与当时积弱的国家政治形势极不相称，甚至背道而驰的。有人说，南宋亡国有三要素：民穷、兵弱、财匮，但正如南宋学者王应麟所指出的那样，这皆源自当国士大夫的无耻。也就是说，大敌当前，南宋朝野上下那种怡然自得的苟安心态，那种人为的懈怠所引起的文怡武嬉、不思进取，才最终导致南宋的灭亡。相似的例子还有古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兴起和伟大是众所周知的，其衰落和灭亡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过于追求休闲和娱乐的价值取向，也成为它最后消亡的文化征兆。在古罗马，人们信奉“打猎、洗澡、游戏、找乐子——这就是人生”的生活哲学，追求有趣与享乐的生活：残酷的角斗士比赛、庞大的赛车俱乐部、遍布全城的公共浴室和剧场等，娱乐休闲文化的高度发达既见证、象征着罗马帝国的伟大，但也无形中消磨着罗马人的进取意志，它把罗马鼎盛时期那种虎虎生气的文化追求价值给消减掉了。这不能不说是其最后灭亡的一个内在原因。

与临安、古罗马高度娱乐、休闲化的自我消弭性文化相比，还有另外一种文化类型，这就是融合了胆力和血性的力量型。力量型文化，强调的是文化发展应具有自强不息的血性或进取性。在我们看来，只有融合了这种文化价值，才是真正健全和具有比拼力的文化。在历史上，中华民族之所以长盛不衰，并历经多次政治、文化危机而不倒，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这种血性的、自强不息的、勤奋的、艰苦卓绝的文化追求及其影响有着内在的关联。可以说，这对今天我国城市文化的发展也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因此，倡导创新型、智慧型、力量型城市主流文化，是在路径上、内涵上寻找一种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的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选择”的前沿探索和“文化强国”的城市实践。

三、深圳文化战略思想的支点

“文化选择”探索和“文化强国”建设的基本依托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社会大众，是全体公民；二是国家意志，是民族文化力量。

（一）保障和发展公民文化权利

“文化强国”的建设过程必然是全体公民的文化权利得到彰显、维护和发展。这种文化权利主要包括四个基本层面的内涵：一是享受文化成果的文化使用权利；二是参与文化活动的文化参与权利；三是开展文化创造的文化创造自由权利；四是对个人进行文化艺术创造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进行保护的权利。文化权利是一种道德权利，是不依赖法律而存在的；文化权利是一种人人享有的普遍性权利，而不是某个人享有的特权。文化权利的一个重要属性就是它的独立自主性，它以个人的意志自由为前提，所以文化权利的扩展从根本上是一个人文化自觉的产物。

深圳在大力实施“文化立市”战略中，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把它作为维护和发展广大市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基本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实现民生文化福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率先采用公益性文化场馆全面免费开放、高雅艺术票价补贴、培育公共文化服务品牌等一系列务实有效的措施，逐步构建优质便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使市民百姓在文化享受中得实惠、在文化活动中当主人、在文化创造中有激情、在文化成果保护方面有保障，从而使党的文化惠民政策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

如今的深圳，文化设施星罗棋布、文化服务“零门槛”、文化活动遍布基层，已经初步建立起设施齐全、产品丰富、机制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率先探索出一条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新路子。文化与生活融合，市民便捷享受。深圳平均每年开展的送戏、送电影、送书、展览、讲座等文化活动近2000场，各类广场文化活动1万余场次，受益观众超过600万人次。每逢周末，“周末系列”音乐会、剧场、讲座、电影、沙龙等在城市各角落为市民送去艺术享受与欢乐。昔日所谓的“文化沙漠”早已一去不复返，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洋洋大观的“文化绿洲”“文化森林”。

（二）维护和发展国家文化主权

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化危机使得文化主权成为中国学者的思想主题，但是真正从人文社会学科角度对文化主权进行思考，还要等到上世纪90年代。据我们的视野所及，时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系教授的王沪宁可能是国内最早论述文化主权学者，他于1992年在《复旦学报》上发表了《文化主权和文化扩张：对主权观念的挑战》一文，他指出：霸权主义者在进行扩张时，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运用军事或经济手段，而是非常自觉地把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化手段并用，并致力于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来改变世界。当年的西、葡、英、法等是这样，而今的美、英仍然是这样。他深刻地指出了文化主权是大国政治的核心观念，大国外交政策从表面看是军事经济利益的争夺，其实质说到底是文化主权的争夺，这才是大国最大的政治。

《红旗文稿》所发云杉文章《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曾深刻指出：“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伴随经济的强盛，而且伴随文化的昌盛。”文化昌盛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国家文化主权的发展。深圳在加强文化建设中，高度重视发展国家文化主权。例如，在2011年，深圳以大运会宣传为契机，着眼“宣传中国、展示深圳”主题宣传，向外国官员和运动员提供了充足的外宣品，精心设计了10条采访线共27个采访点，1600多名中外记者参加了采访线，制作深圳城市形象宣传片，选择全球范围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电视媒体CNN作为核心传播平台高频次播出，全球收视率覆盖17亿人次。再如，按照中央部署，文博会已成为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服务中西部文化发展的重要平台。在去年召开的第七届文博会上，文化产品出口交易额达到124.11亿元。

总结起来，深圳文化战略思想的建构，就是要让以建立在文化自觉之上的文化权利和文化主权两个概念，成为深圳文化战略理论的建构基石。从文化权利的历史展开来实现城市文化的转型，创造性地实现以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为主体的中国现代文化形态，构筑最广泛的中国战略文化的人民性基础；从文化主权角度锻造中国文化政治意识，创造出建构人类文明秩序的普遍性价值理念。（作者:王京生 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王京生 来自:中国文化报 2012-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