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纪，要深入地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必须对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儒学的问题加以认真的反省。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时代性”曾经是学界评价儒学的基本标准。如果历史上的某个儒者被视为处于其所属阶级的“上升期”，则其思想在总体上就具有积极意义；而如果处于其所属阶级的“没落期”，则其思想的积极意义就值得质疑了。正是立足于这样的认识，改革开放之初力图对孔子思想有所肯定的学者与力图完全否定孔子思想的学者，在将孔子看做初兴的地主阶级代表还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代表的问题上曾有过激烈争论。由于长期以来的深刻影响，时至今日，不少人还是依然习惯于主要从“时代性”的维度来评断儒家思想的是非优劣。一种常见的从整体上否定儒家思想之现代意义的论式就是：首先将之指认为是“封建遗毒”的，进而得出儒家思想必然逆现代精神而动的结论。

在直接的思想渊源上，上述主张与西化派思潮的影响有着密切关联。西化派思潮看待文化问题的基本立足点，就是专注于文化的时代性，而将中西文化的差别完全归结为时代性的不同。主张“全盘西化”最为彻底的陈序经曾明确指出，只有近世西洋文化是“现代化的根本和主干”，中国文化传统则是“仅可以在闭关时代苟延残喘”的文化，是一种“不适宜现代世界的旧文化”。由此，西方现代文化被视为现代人类的“共法”，而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停滞于前现代的“旧文化”，在现代世界中理当被淘汰。西化派的上述立场与以“时代性”为评价儒学基本标准的主张之间显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进而言之，西化派的上述立场又反映了西方“现代性”理论对中国的重要影响。正如后现代主义所指出的，强调时间对于空间的首要性，是西方“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质。之所以尊崇“时间”，一方面与作为现代性核心价值之一的“进步的历史观”有关。另一方面又事实上落脚于对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中心—边沿等级结构的维护：既然西方文化是现代的，而非西方文化则是前现代的，西方文化在时间序列上的优先性就被确立为在空间序列中（即现代社会中）西方文化相对于非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强调前现代与现代的对立就落脚于对西方文化对于非西方文化之中心地位的维护。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孤立的“民族历史”阶段向统一的“世界历史”阶段的转进，随着在西方文化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强调时间之首要性的价值取向逐渐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时间成了一种给发展程度定性和确立世界等级制度的标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西化派思潮体现出了以时代性作为衡论中国文化之基本尺度乃至唯一尺度的基本价值取向。

从时代性来论衡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确有其积极意义。但如果时代性成为基本的乃至唯一的尺度，它所可能带来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容易由此而走向在整体上否定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为此，理当对现代性思维片面凸显时代性维度的内在局限性加以认真反省。

第一，这一主张事实上隐含着以特定时期西方文化的民族性充任人类文化共同的时代性的理论旨趣。随着现代化首先在西方出现并成为席卷全球的浪潮，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文化所当具的时代性就被归结为西方化的“现代性”，尚处于前现代的非西方文化要想走向现代，就必须按照西方现代性重塑自身。而由于“现代性”虽也包含了对西方传统的变革，但归根结底依然是体现了西方文化传统之民族性特质的，西方“现代性”的普世化就隐含着以特定时期西方文化的民族性充任人类文化共同的时代性的理论内涵。由此，一切非西方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民族性特质都被归结为时代性的差异。这其中显然内在包含了在“时代性”的名号下行以西方文化特定的民族性来冲击以至取代非西方文化之民族性之实的理论旨趣。

第二，这种主张轻忽乃至抹杀了非西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性与超越性。上述主张由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抱持了一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僵固思维模式，因而事实上轻忽乃至抹杀了特定民族文化所本有的继承性与超越性。人与其他动物的一个基本的不同，就在于人可以前人达到的文化成就为基础而发展到更高水平，而动物则只能重复前代所已具有的本能。如果作为人类精神之外化的文化没有习得性或继承性，那么，人类就只能像一般动物一样永远一切从头开始，人类文化就不可能累积性地得到不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人类文化所具有的习得性或继承性是人类得以以“人”的方式存在而区别于一般动物的一个基本原因。人类文化所内在具有的习得性或继承性的本性，说明人类文化又是具有超越性的。因为人类的文化活动都是处于具体的时间、空间中的具体的人所从事的，如果这些活动本身不具有超越特定的时间、空间而向着更为广阔的普遍性敞开的指向，其价值与意义就只能是被封限在具体的时间、空间范围内，而为处于不同的时间、空间的为他者所习得、继承就是不可想象的。在一定意义上，继承性与超越性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内在本性。因此，片面强调时代性维度并由此否定特定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性与超越性是不合理的。

第三，这种主张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是将西方式的现代性看作封闭的、完备的价值系统，仅仅依靠西方现代文化就足以化解当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乃至危机。但是，人类文化发展演进的历史已表明，这一理论前提是不成立的。只要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框限，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视野中观察人类文化的发展走势，就不难发现，一方面是各轴心文明尽管具有不尽相同的存在形态与发展历程，但却从未彻底消亡，而是各自不同程度地持续保持了对特定文化共同体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则是各轴心文明均经历了一个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展示其完整的理论内涵空间、在充分体现出理论成就的同时亦将自身的问题暴露无遗的过程。不仅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如此，西方文明也不例外。如果说，13世纪佛教在印度本土的衰落、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困境分别可以看做是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充分暴露自身困限之明显标志的话，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性的全面反省与批判乃至明确倡言要“抛弃现代性”，则鲜明地表征了西方文化在当今所暴露出来的内在局限。因此，尽管西方现代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生命活力、在西方文化的主导之下现代人类社会相比传统社会而言所取得的巨大的历史性进步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文化已暴露出的严重问题也是毋庸置疑的。在今天，西方文化已经难以独立地承担起为人类的未来指引光明前途的历史任务。由此，当代人类文化建设关注的重心也应当完成一个“中心主题的置换”，即由主要关注“非西方文化如何按照西方式的现代性彻底改造自己”的问题转而更多地关注“如何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解决地球村所面临的共同困限”这一问题。

因此，尽管“时代性”足以与“民族性”一起共同构成文化的两个基本属性，但仅从时代性一维衡断特定文化共同体又的确是在现代性的僵硬思维模式主导下形成的一偏之见。我们究竟有什么充分的理由仅从时代性这一个维度来评价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而弃其民族性于不顾？正如上文已指出的，西方现代文化对“时代性”的片面强调，是落脚于对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中心——边沿等级结构的维护。而这恰恰是以遮蔽甚至抹杀非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特质为前提和代价的。由于中国文化在整体上已被归属于“前现代”，其零散的“现代价值”只能是通过向“现代文化”看齐而从西方价值系统中分有。在这样的视野下，作为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与被归结为“前现代思想”甚至“封建遗毒”的儒家思想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就只能是“现代”与“前现代”、“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否需要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结合就是可以质疑的。即使“结合”，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也只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某种“民族形式”而不能在精神内涵层面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样的所谓“结合”显然只能是浅层次的。这种深层文化观念上的阻隔，正是阻碍更进一步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的重要原因。

因此，面向未来，理当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的弊病”（列宁语）的神髓，切实纠正仅仅注重时代性的偏颇，而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双重维度更为完整、准确地认知、把握儒家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之优良传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的深度结合，大力推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并进而为成就人类更为合理的“现代性”做出中国文化自身的贡献。(作者:李翔海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自: 光明网-《光明日报》2012-0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