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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平 :文化“为人民”的历史跨越-----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十七届六中全会

【时间:2012-05-22】  浏览量:   【字号:

   (一)“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丁玲、艾青、艾思奇、贺绿汀、冼星海……一批批风华正茂的文化青年向着光明,冲破重重封锁辗转西行。几年内到达延安的知识分子竟达四万余人,相当于1937年初中共党员的总和。对于这个黄土高原上的小城,当时的《解放日报》这样评述:“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的心脏。”
    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城里,1942年5月23日,一场历时20多天的座谈会,一篇两万多字的讲话,揭开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纪元。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滚滚延河水记录下一个政党气势磅礴的思想乐章。70年过去,社会主义中国波澜壮阔的文化历程,依然可以从那里找到起点。
    “一切进步的文化创作生产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2011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庄严宣示,如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时代回响。以六中全会为标志,我国文化改革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延安文艺座谈会成为一座影响深远的伟大里程碑。那篇源自延安土窑洞的铿锵讲话,历经70年岁月依然闪耀着永恒的思想光芒和跨越时空的不朽力量。
    (二)宝塔山下,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怀抱理想的进步青年在巨大的热情中,追寻文艺救国之路。
    虽然文艺的百花园生机盎然,但也存有思想困惑。理论与实践脱节、对现实生活“不熟、不懂”、更注重表现自我……这让一个年轻的政党思索:在报国激情如大海奔涌的时代,文艺应有怎样的形态?在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文艺应秉持怎样的原则?在领导中华民族于决死中迎来新生之际,应树立怎样的文化领导权?
    需要有一种文艺主张与文艺思想,来凝聚和激发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力量;需要有一个根本方针和基本方向,为延安乃至未来中国的文艺事业和文化发展指明道路。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第一次系统阐述党的文艺观,第一次明确表明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第一次科学回答文艺创作与批评中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所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自有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以来最重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著作。
    延安文化的史诗,由此落墨。“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正如作家萧军所言,“大家都照着《讲话》的方向、道路和目标去做,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小二黑结婚》到《王贵与李香香》,从《兄妹开荒》到《暴风骤雨》,从“战地社”、“战歌社”到新秧歌运动,一大批感人肺腑、影响深远的优秀文艺作品,唤起了一个民族团结进取、抗击敌寇的革命激情。在“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放歌”的创作潮流下,曾经黯沉寂寞的浅吟低唱,让位于激昂奋进的雄浑乐章,自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发展起来的中国新文艺,在延安实现了历史性飞跃。人们惊讶地从中看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纪”。
    中国文化的新篇,由此开启。将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并提,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此前中国社会革命和思想文化运动基础上的新发明。他们清楚地看到,要赢得“庶民的胜利”,社会革命必须而且应当同文化革命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场革命中,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体,也是文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深刻的文化自觉由此确立。“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在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华民族寻求独立与解放的时代洪流中,“手里拿笔的军队”与“手里拿枪的军队”携手战斗,开启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崭新纪元。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为起点,在近现代中国的风云激荡中,中国文化开始了不同于数千年固有轨道的发展历程。
    掌握文化的主导权,体现文化的人民性。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十七届六中全会,从民族危亡背景下的文化思考到改革发展时代的文化繁荣,我们党始终将文化发展摆在重要位置,精心领导,并伴随时代发展不断提出新的战略思想,做出新的决策部署。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为起点,70年风雷激荡的历程中,共产党人探索出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道路。
    (三)回忆起歌剧《白毛女》,执笔者之一、诗人贺敬之归功于延安文艺座谈会:“这部歌剧是为人民写,写人民,请人民评判。这是《讲话》教导我们的精神。”
    的确,如果说最初贺敬之、丁玲等进步知识分子的延安向往,只是心中朦胧的追求,那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他们进一步明确了创作活动的使命和方向。无论是《白毛女》还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正是与人民结合、为人民放歌,点燃了文艺工作者心底的激情。
    “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振聋发聩提出的,不仅是文艺工作的基本原则,也是文化发展的基本问题。
    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发展的历史,也是共产党人对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历史。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核心词——人民,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文化发展的主线;“为人民大众服务”,也成为我们党制定文化战略、领导文化发展的核心。
    70年不懈探索,“为人民”贯穿始终。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到强调“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到“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从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到“三贴近”原则、“走转改”精神,在浩荡前行的历史长河中,“为人民”的旗帜始终高扬在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上。
    70年不懈追求,“为人民”书写史诗。70年文化发展的艰辛探索,30多年改革开放造就的文化成就,近10年文化体制改革激发的文化繁荣,从文艺创作到文化服务,从文化遗产保护到对外文化交流,文化的发展与新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变同步,人民的文化权利不断发展,公众的文化生活不断丰富,“为人民”从理论向实践的落实,成为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70年来,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我国文艺发展和文化建设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这篇彪炳史册的经典文献,因为历史条件的局限和时代任务的转换,其中一些观点和论述已经不适用于今天,但其所揭示的“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时代”、“文艺与生活”的深刻思想,却对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写下社会主义文化华章的光辉序言。
    (四)恩格斯曾说过,文化植根于“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毛泽东也反复强调,文艺事业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硝烟弥漫的民主革命斗争,到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时期,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讲话》所深刻指出的:“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让文化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大众?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时,居民消费进入物质消费和精神文化消费并重时期。由生存型、温饱型到小康型、享受型,我国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井喷”之势,消费能力增强,鉴赏水平提高,多层次、多形式、多样性的特点明显。服务对象的变化,需要我们深思:文化的发展如何与公众需求对接?
    当经济改革打破体制坚冰,文化的发展也如水流活。无论是拍摄一部电影还是出版一本图书,投资回报成为必要考量。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日益参与到文化产品的生产中来,文化与市场的接轨已成为必然趋势。生产方式的变化,需要我们深思:文化的发展如何与经济社会同步?
    美国大片能全球同时首映,社交网络能汇集巨大人群,今天的我们身处一个变平了的世界。无论是出版、影视还是演出,中国都面对着巨大的“文化逆差”。约瑟夫·奈曾言,“柏林墙倒塌之前,已被西方的电视和电影凿得千疮百孔。”文化的比拼,不仅是经济的角逐,更有价值的较量。时代环境的变化,需要我们深思:文化的发展如何参与国际竞争?
    中国的发展面临重要的战略机遇,“中国号”巨轮正向着更广阔的未来驶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催人奋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重道远。在这崛起的征途上,文化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旗帜,必然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历史方位的变化,需要我们深思:文化的发展如何定位未来坐标?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站在全新的角度认识文化,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实现文化的发展,进而满足人民的需求。
    (五)“人民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深厚的力量源泉”,“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2011年秋天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高扬“为人民”旗帜,做出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描绘出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恢弘蓝图。
    这是文化认识的升华。如何认识文化,决定了如何对待文化。文化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大,文化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广泛。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增进民生幸福、促进社会和谐,文化都是重要内容和衡量指标。认清文化的地位、作用,把握文化的特点、规律,创新文化的体制、机制,是庄严的历史责任,是全新的时代命题,“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是文化方略的确立。2010年,胡锦涛明确指出:一定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牢牢把握文化发展主动权。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到不断丰富适应人民需求的文化产品;从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到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十七届六中全会全面吹响“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集结号。
    这是发展路径的划定。通过文化体制改革,激活文化生产力,从根本上破解文化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通过实施精品战略和对外开放战略,不断提升文化品质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开拓文化强国的中国之路。
    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鲜明回答了文化改革发展“走什么路”、“朝着什么样的目标迈进”这些具有方向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如何服务大众”的政党主张。文化价值观的弘扬,文化执政力的提升,文化发展观的飞跃,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这是继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标定下的又一座里程碑。
    (六)“为人民”是一个宏大的目标,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在“为人民”和“人民”之间建立可靠的联系,“为人民”就极可能变成一个浮泛口号。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确保社会和文化发展“人民性”的最终实现,始终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不停追问,伴随着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上下求索。
    面对这个课题,我们有过迷茫,也有过困惑。《决定》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站在全新的时代高度,深刻总结文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彰显了巨大的理论勇气:只有最大程度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才能有效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文化目标;只有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才能切实反映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
    面对这个课题,我们有过片面的理解,也有过认识的误区。《决定》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解放思想冲破观念禁锢、实事求是面对现实国情、与时俱进推动改革创新,体现了深邃的政治智慧: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从体制上保障文化“为人民大众服务”,进而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卷轴上徐徐展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瑰丽图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也将因此熠熠生辉。
    这是共产党人对文化“如何服务大众”的时代思考。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文化赖以生存的体制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同于民主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通过市场进行文化消费,完成文化选择,满足文化需求。完全按照“计划”进行文化生产,如何满足群众的多样化需求?仅仅依靠“指令”推出文化产品,如何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让文化走向市场,也就是把文化创造的权利、选择的权利、评价的权利交给人民。
    “院线制”改革以市场供需倒逼电影业变革,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人民网等文化单位鸣锣上市,在资本市场中寻求更多发展资源;新闻出版、文艺院团转企改制,一批“出版航母”、“演艺巨轮”扬帆起航……实践证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只有通过改革创新,建立起有利于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的体制机制,才能充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文化单位和文化工作者遵循艺术规律,焕发创造活力,更好地贴近群众、贴近市场,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托举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壮大,达到文化“为人民”的根本目的,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阶段关于文化发展理论的伟大创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切实解决好“为什么人”问题的伟大贡献。
    两种属性、两个效益,双轮驱动、比翼齐飞,两手抓、两手强;正确处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正确处理“魂”与“体”的关系。《决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不仅继承和弘扬了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一《讲话》核心思想的本质要求,与《讲话》精神一脉相承,更赋予其丰富的时代内涵,实现了文化“为人民”的历史性跨越。
    从《讲话》到《决定》,从革命文艺的雄壮乐曲到文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从文化唤醒民众、文化发动民众到文化服务民众,“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七)站在2011年金秋,回望1942年春天。
    从当年贫乏的文化生活到今天丰富多彩的文化样式,从山沟沟里的文化到走向世界的文化,从实现文化启蒙到保障文化权益,经过70年风雨洗礼,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浩荡春风中,社会主义文化迎来了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代。
    这是人民文化权益彰显、公共文化勃兴的时代。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成为各级政府的基本职能,政府近8年的文化基础设施投入,是过去几十年的总和,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经建成。文化共享服务点遍及城乡,广播电视贯通全部行政村,博物馆免费开放,文化站随处可见……保基本、保均等、保便利、保公益,文化权利已经与经济、政治等各项权利一样,成为公民权益的必然组成部分。
    这是文化产品极大丰富、文化生活日益多彩的时代。每年新推出剧目上千种,新出品电影500多部。年产上万集电视剧,成为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5年出版338亿册图书,成为第一大图书出版国。5.13亿人走进网络生活,娱乐、购物跨入数字时代;去年6900万人走出国门,旅游业收入超过2万亿……文化与科技融合,文化与旅游结合,形式不断发展,业态不断丰富。中国人同读几本书、同唱几首歌、同看几台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浩如烟海的文化产品、丰富多样的文化供给,让亿万人民有了多姿多彩的文化选择。
    这是文化交流空前活跃、文化生产力空前释放的时代。伴随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文化建设活力显著增强,公益性文化事业在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经营性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明显增大,国际竞争力逐步增强。近150个国家与中国展开政府间的文化合作,图书期刊等几乎进入所有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项目年均人次和数量,超过改革开放前30年总和。文化逆差不断缩小、文化实力大幅提升……文化既成为国家民族软实力,又成为经济发展硬支撑。
    文化发展的目的在于人民,文化发展的动力来自人民,文化发展的评判交给人民,文化发展的成果人民共享。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将社会主义文化带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在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中,诸子争鸣、魏晋风度、盛唐气象、宋明理学……各种力量竞相登台,文化大师灿若星河,虽有过“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浩叹,有过“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诗篇,也有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抱负,但人民始终没有成为文化舞台的主角与主体。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所未有地提出的文艺“为了人民”“怎样为人民”两大问题,在70年后的今天有了酣畅淋漓的伟大书写。以人为本、人民至上,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根本方向和最终目的,在现实中得到最激荡人心的体现和张扬。
    (八)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印度诗人泰戈尔曾这样说:“古希腊的明灯在初点燃的土地上熄灭。罗马的威力被埋葬在广大帝国的废墟下。但是建立在社会与人的精神理想基础上的文明仍然活在中国和印度。……正像活的种子一样,天上降下滋润的雨水,它就会抽芽、成长,伸展它造福的树枝,开花、结果。”
    70年前,延安文艺座谈会滋润的雨水,让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抽芽、成长,汇聚成唤醒工农战胜强敌的时代洪流。
    70年后,十七届六中全会浇灌的甘霖,必将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伸展出造福的树枝,开花、结果,凝聚成13亿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作者:任仲平  来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2012年0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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